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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吖bob最新大尺度熊吖bob最新大尺度:董明珠的小倔强

编者按:本文来源熊吖bob最新大尺度专栏袁国宝,熊吖bob最新大尺度经授权转载。

67岁的董明珠已经离青春年华四个字相去甚远,但她似乎永远充满着无穷的活力与争议。

蛮横,凶狠,甚至被称作不讲礼貌——在不少采访节目与真人录制现场,透过屏幕,观众能感受到她带来的强烈压迫感。更不要说与她面对面直接接触的人群:在各类记载中,不少人对这位浑身是刺的女人颇有微词,称其掌控欲太强。

这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始终相形始末。

比如,《时代周报》对董明珠的一篇采访报道中,就将董明珠和下属的关系形容为:老师与学生。从鲁豫《大咖一日行》中,也能觉察董明珠在格力的“霸权”。

她喜欢说教,更喜欢掌控一切。掌控不了,便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——在百度搜索“董明珠 当场发飙”,可得到60.4万个结果。

可以说,在屡被公众谈及并记住的大多数公开场合,她都以充满争议性的话语,极具攻击性的姿态示人。但她又是如此的特别且不可替代。

她被视作铁娘子与大姐大,在格力乃至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成长的历程中,她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江湖少不了她,她也离不开江湖。人们对她又爱又恨,但如今,爱恨这两个字也逐渐上了年纪。

时间总是残忍地带给每一个人错位与脱节,任何英雄都有盎然神伤的时刻——从做格力手机开始,到银隆事件流产,再到电商直播接连翻车,最后到近期核鲁巴金曾经说过,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,建立起自己的思想,这不禁令我深思。心高管接连离去:雷厉风行的董明珠在迈向新世界的路上,走得多少有点吃力。

这似乎有些像电影《老炮儿》中,最后一次穿上军大衣,在人生末路昂首冲锋的六爷——没人不发自内心的感动,但也没人不怀疑这位老人终究会倒下。

但生意就是生意,尤其对董明珠这一类掌管着巨大商业帝国的“前浪”们来说,这仅仅属于一个企业决策者在商业范畴的挣扎与起伏。

但生意又不仅仅是生意,尤其对已身任全国人大代表快二十年的董明珠来说,她更有着人民寄予的,属于中国初代企业的敦敦厚望——

今天,随着“两会”如约而至,时常“出戏”的董明珠,凭着一个“敏感”的倡议,再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。

1、一场巨大的风波

“工作者的工资要提到一万块,才叫他纳税

全国“两会”前夕,在相关报道中,说话做事从不保留的董小姐,率先提出了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万元/月的建议。在她看来,关注民生经济,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担当与责任。

言论一出,议论纷纷。

在2020年3月3日早,#董明珠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万元#就登上热搜。事实上,个税涉及民生根本,也是触及公平与效率核心的问题,无论何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。

支持声音有。

比如,《证券时报》评论文章就指出,一些明星企业家,发出了个税1万元、甚至3万元起征的呼声,这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契合:“降低税负水平”是讨论个税话题的主旋律。人们叫好的声浪也有。

“董明珠说出了普通老百姓内心的想法,是一个人大代表该有的作为。”“董明珠以更高的视角俯瞰社会,从她身上可以看出,人大代表不是一种荣誉,不是一种权力,而是一种责任。”“董明珠这样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代表基层人民的心声。”

更有观点指出,这一次董明珠不同往常单纯意在将自己与格力曝光——实际上,近年来董明珠就个税起征点问题持续发声,早在2017年两会,就提出调高个人工资、薪金所得起征点至5000元,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

而到了2018年8月31日,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终于通过,起征点就为每月5000元。

此后,董明珠在近几年依旧为提高个税起征点继续建言——客观来说,董明珠延续与有效的倡议,让近几年很大一部分人切实享受了减税降负的政策利好。

但是,反对的声音也不绝如缕。

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指出:直接提高税征收起点,这样“一刀切”的政策,不仅简单粗暴,并且很不公平。

比如,从地缘经济发展的强弱来说,各地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,让提高个税起点的惠及面不够。

观点指出,自2019年1月中国实施以5000元作为全国统一的个税起征点后,中国绝大部分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就业者几乎不用缴纳个税。

但是,超一线城市的劳动者却无法享受到相应权益——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收入排行榜,月平均收入超过8000元的城市诸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以及深圳等地的劳动者,就成了政策难以惠及的“沉默人群”。

换句话说,生活在北上杭深的这2%实际上成了全国纳税压力最大的一群人——比如,在北京月薪1万元的劳动人群,单位实际支付大约14000余元,可员工在缴纳社保和个税后往往只能收到7000余元,加上几千元的房租与各项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,工薪阶层每月剩余很少。

此外,更大的反对声浪在于:提高个税起点,并没有真正发挥出税收促使社会公平的正向作用。

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,高收入群体的个税比例远高于企业所得税税率,这就难免让某些公司动起“歪脑筋”——假若月薪10万以上企业高管,要按照45%交个人所得税,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0~30%。现实中,某些企业便会将企业高管的工资开支划分到公司运营成本当中,但该人工资单上或许只有5000元,从而成功避税。

更不要说,中国众多富豪的收益并非工资所得,可这一人群依靠投资类所得收益的税率相比收益本身,则远远达不到个税促进公平的效用——换句话说,中国的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,仍在享受着这个时代“低税率”的红利。

以上种种反对提高个税起点的观点,本质上并没有任何问题。但都存在着共同的最大问题:讨论的范畴,已经不再是董明珠提出建议涉及的问题本身。

进一步说,没有任何一项建议或者政策,可以完美解决所有现实问题。

更重要的是,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,无论个税降不降,怎么降,人们关注的核心却是

在改革开放轰轰烈烈进行了四十多年后,当这块蛋糕已经做得足够大,此时此刻,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得渴望实现两个字:

公平。

2、回到原点,尊重规律!

可以说,公平两字在这个时间节点,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提,却又难以根治的问题。

实际上,造成个税在调节社会公平面前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最直观的便是:个税本该担负起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作用,已经被税收本身所压制。比方说,在过去的十年里,个税增长速度就远远高于个人收入增长速度,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大幅跑输税收——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为6531亿元,到了2018年,已经增加到13872亿元,5年翻了一番,远高于同期的个人收入增速。

即使在2019年个税改革后,同年个税收入较2018年已经下降25.1%至10388亿元,但到2020年,个税却逆势出现11.4%的增幅,而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2.1%。一增一减间,个税与居民收入,已经成为民生问题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矛盾。更重要的是,若任其不断发展,中国社会经济将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。

影响的直接后果便是消费锐减。

实际上,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“三驾马车”之一,自改革开放前占国民收入中60—70%,到现在低于40%的占比,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在最近十几年间持续下降。相较于国际公认的较为合理消费占比指标2/3,可以说,中国的消费占比已经远远不能称作健康。

这也侧面说明,中国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是具有较大改善空间的。国家自然意识到这一问题,并且早已行动——去年首提“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”,以深化供给侧作为手段,去满足消费需求,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,最直接手段就是扩大消费。

如何扩大?

开源是本,但出台一套更加合理的个税方案,减轻中低收入人群个税负担,从而释放人群更大的消费潜能,也是一项重要手段。

实际上,一切生产都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衣食住行,假如前端的生产再热闹,但如果库存持续时间过长,产品就会变为垃圾,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。

某种程度上说,在两极分化越发严重的当下,系统性调整个税,这是效率的要求,更是公平的必须。

可相比起原因与后果,人们在当下却对提出相应解决方法的董明珠过于苛责,这多少显得反应过激,甚至是找错对象——最起码,比起难以根治而放弃根治,先去尝试解决,先大胆发声或才能真正推动问题解决。

更重要的是,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,再残缺的战士也是战士:董明珠作为中国企业家的大姐大,更作为人大代表,这些年,她始终在为人民发声与战斗,哪怕说得不够周全,但她终究值得掌声。

3、耐心点,问题总会有解决的一天

有问题,就需要解决。

但令人难堪的是,近些年在最需要专家出具专业性建议的时候,有人却显得非常业余。比如,曾有专家在反对提高个税起征点时,如此说到:应该让低收入者也享有纳税的光荣。

屁股决定脑袋,这无疑是21世纪新版“何不食肉糜”。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,在解决个税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上,最重要的是,需建立一套完整的个税征收体系。

提高个税起征点只是其中一方面,而降低“个税”最高边际税率也是另一种可行之道。

正如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,在《关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5%以下的建议》中谈到,将个税最高税率降至25%以下,不仅有利于中国吸引国际高精尖人才引入,更能确保税基稳固。

此外,更重要的是,只有扩大个税征收范围,才能真正确保公平。

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,目前个税最高45%税率对应的是个人综合所得收入,即工资薪金、稿酬、劳务报酬、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收入,这一人群高收入者主要是专家、学者、科技人员等,而像富豪收入更多地来源于利息、股息、红利、财产所得等,仅适用20%比例税率。

换句话说,中国最高收入群体个税并非最高——这无疑是极大的不公。

因此,扩大个税综合所得范围,除了长期资本利得收入外,针对利息、股息、红利等其他各项收入均应纳入综合所得,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,这或许,才是个税改革在当下真正该关注的焦点。

这其实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:能者多得是天经地义的,同样,多得者也需多为社会做贡献。当然,正如前文所言: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完美的,任何问题都需要实践才能逐步解决。

可喜的是,自2019年正式实施个税改革以来,通过提高起征点、扩大低档税率级距和新增6项专项附加扣除,如今,在中国已经有超2.5亿人享受到了减税红利。

这离不开国家的高瞻远瞩,也离不开诸如董明珠这类,真正敢说真话、敢为人民着想的人大代表助力。

“作为代表,人民把这个权利给你代表,你就必须把更多的诉求带到大会上,让中央做出更好的决策,这就是代表的责任和义务”。在多个公开场合,董明珠就曾表示:“人民关切的就是我履职的方向,我会把人民的心声带到会上!”

而“提高个税起征点”相关建议,仅仅是董明珠关注民生一隅——自2003年,董明珠第一次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,此后18个年头里,从外来女工参加生育保险难到农村“留守儿童”的教育问题,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到重视医患关系,董明珠关注的与倡议的,都离不开两个字:人民。

4、什么才算一个企业家真正的担当?

“我从来就没有失误,我从不认错,我永远都是对的。”这是董明珠曾说过的话,正如她自传《行棋无悔》名字一般,她像是一个自负与自恋的结合体。

可现实残酷。近几年,董明珠这位叱咤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,和她的格力多少有些“四面楚歌”的味道。

过去一年,担任过董事长、总裁、外加董秘的董明珠,尽管依旧大权独揽,却迎来了团队精英的不断离去。在2021年,执行总裁黄辉,这一位董明珠最倚重的技术灵魂,加上以及此前离职的董秘、财务负责人望靖东相继出走,格力电器的管理“铁三角”,似乎说散就散。

从2015年做格力手机,2016年收购珠海银隆做新能源,2018年扬言500亿做芯片,在空调主营业务难破天花板的格力,在董明珠多元化战略执行下,一直走却一直摔——此前手拉王健林、刘强东高调投资珠海银隆,可珠海银隆创始人最终却跟董明珠对簿公堂。

再如2017年6月,格力发布“色界”手机,首日只售出5部。

更不要说,格力电器基本盘里最大竞争对手美的集团,其市值已经是前者的两倍......

没法不教人感慨。

这一位早些年销售出生,靠着强势性格与铁腕手段,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格力举向神坛,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意扬眉吐气的女人,在这个2021,确实一言难尽。

但新世界的船票永远不该忘记旧世界的印章。董明珠这类人物存在的意义,不仅是中国初代企业家群像的缩影,更是一个精神符号。

自2018年以来,诸如格力、华为这一类中国制造在遭受国际力量几番围堵苦陷挣扎,最后逃出生天时,此时此刻,人们更该关注到的,不应只是单纯商业范畴的得失成败,更该是中国制造在当下彰显出的实力,与面对围堵时百折不挠的骨气。

百年前,张謇创办大生纱厂,为中国轻工业贡献出毕生的力量,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所铭记——人们记住的,是他为南通无偿“输血”,是他带动中国轻工业在一个极度困难情况下实现了起步,是他为地方经济做出杰出贡献,而不是他最后经营不善而破产,晚年落寞而终。

从这点上说,每个时代都该有张謇,每个时代也该有董明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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